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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损害结果可有可无。

1950年《工会法》将教育并组织工人、职员群众，树立新的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第9条）列为工会的职责之一，赋予工会以纪律教育权。[xxix]现行宪法出台之后，具体利益的不一致性得到强调，成长为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新前提。

通过落实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经济得到发展，蛋糕得以做大。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的时候，强调要避免卷入道德性的文化战争，这被认为是司法节制的表现。[xi]前注(9)，《列宁全集》（第29卷），第220页。[xli]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18年3月5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该义务忽视了企业任意制定纪律损害劳动者权益的风险[vii]。

因此，《劳动法》的制定情况是解读遵守劳动纪律义务早期嬗变的主要资料。[xiv]如，1979年至1984年间实施的《森林法（试行）》曾将遵守劳动纪律列为奖励对象。（一）报应论的主要地位及其相关理由 本文认为，行政处罚仍然应当以报应论为主要目的，预防论可以在适当范围内作为次要目的加以补充，但仍然应当加以限缩。

[56]谭冰霖：《环境行政处罚规制功能之补强》，《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如此，责令限期改正应按照行政处罚加以规范，教义学上的命运完全不同。[17]应松年：《论行政强制执行》，《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4]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一些组织上，如公司注销是否影响行政处罚的执行等等。

在行政处罚中，除了上述问题之外，实际上它还关系如下多个具体制度的走向判断： 第一，决定行政处罚的概念标准。顺着这些批评，可以总结出报应论可能存在如下两个理论漏洞： 第一，报应论过于注重对违法行为本身的打击，完全不顾及社会效果，只是换了另一个更为隐蔽的报复形式而已，追求的仍然是以暴制暴。

[91]典型案例如孙某、谢某诉上海市徐汇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案（2012徐行初字第22号）。报应论虽然可以解释《行政处罚法》中的部分文本，但却存在一定的理论真空，而预防论作为一种新近理论，恰好可以弥补报应论的理论短板。但是，仍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报应主义是像野兽一样盲目复仇，[40]被痛斥为通过伤害他人而感到得意或光荣……这违反理性……违反自然法，一般都称之为残忍。[1]整体而言，不同认识的根本冲突在于，行政处罚究竟应该奉行何种目的？如果认为行政处罚是为了打击和报复违法行为人，则无需继续执行，因为违法行为人已经死亡，欠缺打击对象和必要性。

并且，从对已有立法例的观察来看，还要求第三者和无辜者主观上具备故意或重大过失。与刑罚不同的是，目的在行政处罚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功能和作用，是行政处罚概念标准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又如，在对第三者和无辜者科处非违法没收责任时，必须满足两个要件：（1）事实要件，某人已经实施了社会危害行为，或者是某物具有社会危害性。[95]譬如，《德国违反秩序法》第23条（扩大之没入要件）：法律转引适用（verweisen）本规定者，于裁决时，对物所有或有权拥有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亦得有别于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第一款之规定而没入该物：1.至少对帮助物或权利作为行为之手段或客体或行为之预备具有重大过失（leichtfertig）。

[25]据此，将报应论作为行政处罚的根本目的，在制度建构上至少需要遵守如下四个法则： 第一，行政处罚的处罚对象只限于违法行为人，而不能及于无辜者。[47]参见秦天宝、赵小波：《论德国土壤污染立法中的状态责任及其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借鉴意义》，载《中德法学论坛》2011年第8辑，第266-274页。

[86]《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条〔概念规定〕：（1）违反秩序行为是违法的和应受谴责的、使法律规定的事实构成得到实现并为该法律准予罚款处罚的行为。[55]在风险预防背景下，危险已经取代实际的损害结果，成为行政处罚的客体。

因此，报应论逻辑性地蕴含着同罪同罚，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的平等理念。因此，诸如责令限期改正的行为应从行政处罚中予以剔除，因为其是基于恢复和预防的目的，主要是用以防止违法行为以后发生，制度面向是朝后的，[85]而非惩罚过去的违法行为。但是，我国行政处罚实践并非如此。[3]也有人认为，人虽死，但罚款已属于国有资产，应该进入执行程序。但是，如果以预防或警示为目的，行政处罚就不必局限于过罚相当原则，而是可以适当提高制裁力度，从而达到以儆效尤的法律效果。报应论认为，国家制裁是对过去的违法事件进行事后处理，[35]是回顾性的[36]。

[59]张淑芳：《行政处罚应当设置从重情节》，《法学》2018年第4期。电信法第65条第2项和第3项规定：前项第3款至第10款情形，并得没入其器材之一部或全部及废止特许、许可、核准或执照。

因为一个人绝对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手段去达到他人的目的，也不能与物权的对象混淆。[57]廖义男认为，行政罚裁处之目的，乃欲使受处罚者心生警惕，避免再为违法行为。

任璇：《公司注销不影响行政处罚的执行》，《江苏法制报》2017年12月8日。2.知悉允许被没入之情况而以可非难之方式获取该物

李建良曾指出，AI发展若要有与之相应的良好人文条件和思辨环境，认识论与规范论二者交叠互传的思考元素须进入公法秩序之中[13]。至于外网与内网、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对于该申请的流转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管理事务，不能成为行政机关延期处理的理由。换言之，依据黑箱中算法的自动化行政并不能像传统行政行为一样，依赖某个决定及时知晓自己的权益保护情况，这些都增加了对瑕疵指令进行后续救济的难度。此案中公民是按照要求通过政府公众网络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但如何界定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起算日期？再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由于某种技术故障、个人信息更新不及时，或者在高铁途经中高风险地区但乘客未下车的情况下，仍然可能导致健康码显示为不合格，相对人又该如何寻求救济？可以预见，诸如此类具有瑕疵的指令在自动化行政指令频繁使用的未来，会更多地浮出水面。

然而，基于自动化行政的特征，我们需要对现有的申诉、信访制度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革以适应信息时代。在复议和诉讼环节，涉及到自动化行政的案件需考量几点：首先，从系统的设定、算法的设计等方面来看，自动化行政在当下更多地发挥了辅助和助手的功能，即便在直接作出决定的情形中也是如此。

由此，自动化行政便会产生包括隐私权保护、个人信息保护在内的与人权保护相关的核心命题⑨。系统瑕疵，则更多被归入事实行为，即使因此产生了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影响，也有复议、诉讼的可能性。

……其他应予消除的情形。该情形实际上是由于系统发送失败，导致该公民未获得相关短信。

其次，举证责任的分配或者相关问题的解释都应本着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角度来进行。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应当定期进行维护、保养、检测，保持功能完好。这种自动化行政是否还须遵循传统的行政程序法要求？相应的后续救济措施应当为何？这便是对自动化行政带来的瑕疵指令所应当考虑的法规范基础。(三) 瑕疵指令救济的传统行政法学基础 对自动化行政中的瑕疵指令救济除了上述权利基础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其指令的相关救济可归入传统行政法视域中的哪些范畴之内。

⑤ 参见《上海市医疗卫生人员权益保障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40号，2021年3月1日发布）。还有，电子监控设备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可能会无法辨识某一时刻的特定行为所导致的错误判断。

尽管当下我们上文所讨论的很多问题还称不上是这种学习型算法，但类似地，技术监控也好，自动化罚款缴纳系统也罢，这其中都存在技术盲区，即所谓的算法黑箱。《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15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利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行为证据。

然而，这并不表明电子眼即使未经年审也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只是在本案中因为主体不适格，法院未予以认定。算法瑕疵在理论上是有可能构成复议、诉讼的直接审查对象的，也就是说，伴随着法院审查算法能力的加强，未来也应具备审查算法的能力。